第一军情评论员：周汉青

日本共同社22日援引日本政府有关人士的消息说，中国有关部门于今年3月在山东省和海南省拘留6名日本男子。报道称，被拘留的6名日本男子年龄介乎20到70多岁，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在22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根据我的了解，中方有关部门的确依法对6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的相关领事机构。”

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自2010年起，中国捣毁了美国中情局(CIA)一个在华间谍网，令其遭受数十年来最重大损失之一。”美国情报系统不能断定失败原因是CIA内部有人“背叛了美国”，还是中国成功“黑”入了中情局与外国线人的联络系统。调查者至今也没能最终确定美国在华情报网络破坏的原因？

日本间谍无孔不入

据悉这次被拘留的是6名日本男性。其中3人在山东省被捕，另外3人在海南省被捕。这6人为地下勘探公司职员，疑似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于今年3月末相继被拘留，现在仍被中国国家安全局拘留。

在山东和海南，有中国海军的港口，停泊着不少航母和潜水艇等装备，因此这很有可能与拘留有着一定联系。

近代中国有四个时期是“日本间谍最活跃的的时期”，第一个是清朝洋务运动，第二个30年代中国开始整军，第三是60年代发展核武器，第四个就是中国武器高速发展的今天。

2005年，中国曾驱逐了两名日本人，原因是他们实施未经授权的勘测活动和收集精确到足以供军用的数据。

2010年，4名日本人因在石家庄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2015年5月浙江省被拘捕一名日本男子，该男子因为闯入了浙江东部的一处军事设施内，遭到了哨兵的扣押而被捕。

同年在中朝边境，又有一名日本籍男子被逮捕，这名男子频繁出现在中朝边境地区，窥探军事设施机密，引起了中国安全部门的注意。最后，这名男子在丹东市被安全部门拘捕。他在接受审讯时承认，自己与日本政府有联系。

2016年7月日本日中青年交流协会一名工作人员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捕，该男子生于茨城县，曾在社民党开展活动，任日中交流相关团体理事长。该男子被爆30多年前就开始从事日中交流相关工作,曾多次前往北京。他还曾在北京的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在中国政界、学术界拥有广泛人脉。

有的间谍在中国潜伏数十年之久，比如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他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中国，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 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2009年，他还在日本出书讲述自己的间谍经历。前后加起来，在中国潜伏了整整 37年。

日本加大间谍投入

虽然日本政府一直否认向他国派遣间谍，但事实上，日本最近几年一直在加大投入、大力推动对外人力情报资源建设,利用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内阁情报调查室、公安调查厅等部门加强收集对外情报。

2015年4月,日本政府曾提交一份成立日本版“军情六处”的建议书,提出新设一个情报机构,主管海外情报收集。中国是日本防范最厉害的国家之一，自然也是日本情报收集的重点对象。

中国社科院一名专家说,平常在与日方一些人员交流时,就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很感兴趣,经常千方百计打听各种“内幕”。以前中日双边关系较好时,日方通过正常渠道收集中国信息更容易。现在双边关系不顺畅,部分正常的渠道中断,日方对中国的情报需求反而提升,当然不能排除有人利用非法途径从事间谍行为。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情报收集都带有全民性质。所以，间谍出自日中友好交流团体一点都不奇怪,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因为打着友好交流的旗号能为间谍活动带来更多方便。日本一直强调被抓的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都是“民间人士”，这并不是第一例出自日中友好交流团体的间谍行为,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例。任何团体都可能成为间谍利用的幌子,间谍出自什么团体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在于，一些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不仅接受企业委托,也与日本政府合作。此外,日本民间企业或企业协会也会频繁对中国某些方面或行业进行调查。按照日本人的逻辑,情报都是收取经费的,是买卖关系,“间谍就像一次性打火机”。一旦出事,责任都在间谍本人身上,与日本政府没有关系。

中美谍战角力

近年来，中美间谍对抗愈演愈烈。2015年，广东省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国家安全教育展，披露了近年多起间谍案件，其中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原高级工程师郭万钧间谍案、台湾间谍王冠都案、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原助理调研员席世国窃密案、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原陆军副武官蒲淑兰(女)非法窃密案等。

而在美国，华裔专家、中国学者也频陷“间谍门”。天津大学华裔教授、世界知名超导专家郗小星，华裔水文专家陈霞芬，中国天津大学电子工程教授张浩等人，都被美国指控为间谍。尽管事后证明这些都是冤案，但美国屡屡上演间谍闹剧的背后，也释放出中美谍战升级的强烈的信号。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回忆录中透露，在其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时（实际上的驻华大使，在1974年前后中美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情报界针对中国的公开资料收集相当重视，在其联络处就有专业情报分析人员对中国报刊广播等公开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来获得诸多重要情报。

在1949年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计划寻求在中国建立“第三势力”的可能，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派遣华人间谍潜入中国境内成为现实。

这一计划主要是通过空投将特工送入中国，联络各地的游击武装，搜集情报，最大限度地搞颠覆活动和心理战，利用无线电向上级汇报。这一源自二战欧洲经验的行动模式，在中国却遭遇惨败。

1952年4月，美国派出了第一支4人小队，从华南地区跳伞潜入后，从此便杳无音信。三个月后，另外一只5名小队组再次空投到吉林，随后得到“成功”的回复，等再次派遣人员接应这支小队时，却变成了“请君入瓮”的陷阱。尽管两名美国特工在1971年后中美关系升温转暖后被释放，但在长达二十年间，美国在和中国外交接触时，始终背负着这一特工被扣押的政治压力。

面对当时中国封闭的社会生态，美国情报人员难以深入中国，但并未停止对秘密情报的搜集，通过侦查卫星拍摄军事设施或侦听战略通讯等技术手段成为当时美国感知中国的重要途径。

2001年，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延缓了这一情报战的继续升级，但随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将战略中心调整到亚太地区，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显然已经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

据美国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抽调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将组成新的国防秘密行动司。这个新的机构将和中央情报局合作，重点收集中国等亚洲地区的情报。可以想见，未来中美之间的情报暗战将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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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情报法呼之欲出

近年来中国媒体报道的“间谍”案层出不穷。为啥有这么多间谍曝光？据中国官方披露，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在策反中方人员，窃取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和外交秘密的同时，加大了对经济、科技领域的渗透、窃密的力度，已经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民众对间谍案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目前中国已有多部管理国家机密和安全的法律，其中包括2014年，通过的旨在加强国家安全和协助建立综合性国家安全体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2015年，通过的旨在使所有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安全可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6年，通过的旨在应对黑客攻击和恐怖主义威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不过，还没有一部总体、全面的相关法律。国家情报法意在填补这个空白，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情报安全。

今年5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布立法工作计划。5月16日，全国人大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国家情报法草案，面向社会公众展开为期20天的意见征集，称将在今年6月审议多部法律，其中就包括了国家情报法的立法。

国家情报法的最终落地，也将使中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更加系统化，此前的一些情报安全漏洞有望得以解决。无论考虑当前国内外安全形势，还是健全国家法治体系的建设，推出一部明确规范国家情报工作的法律，确有其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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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ohu网

（编辑：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