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垃圾分类的重点是厨余垃圾收集运输，突破点是公共服务体系与物业社区的有效衔接。

　　□ 各类垃圾最终无外乎焚烧、填埋、生化三种终端处理方式。处理方式决定了前端分类方式。

　　□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前提是生活垃圾收运网和废旧物资回收网“两网融合”。

　　□ 在建立适合中国垃圾特点和适应末端处理模式的垃圾分类方式的同时，还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体系。

　　要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普遍推行垃圾分类是前提条件。而垃圾产生源头的分类投放，更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垃圾分类是越细越好吗？当然不是！北京环卫集团总经理张农科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垃圾的收集治理，是城市重要的“代谢系统”。解决垃圾分类难题，关键是探索再造符合国情的垃圾分类模式。

　　“代谢系统”不堪重负

　　“我们小区有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3个分类垃圾桶。可实际上，3个桶里的垃圾差别并不大，都是混在一起的。”北京市民刘女士说。张农科说，这不仅因为居民的分类素养还不够，更因为分类过的垃圾最终又被混装在一起运走，挫伤了居民的垃圾分类积极性。

　　垃圾分类为何会面临这样的尴尬？“现在，正规的环卫运行是从垃圾楼开始的，之前属社区和物业自治的范畴。”张农科说，“我国垃圾分类的重点是厨余垃圾收集运输，突破点是公共服务体系与物业社区的有效衔接”。

　　他告诉记者，在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体系主导废旧物资回收；剩下的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收运。废旧物资回收和生活垃圾收运两个网络并行运转，互相支撑，客观上起到垃圾分类的作用。随着供销社体系退出，小商小贩和“拾荒者”成为废旧物资回收主体。因为不具备处理能力，商贩把有用的拿走，没用的重新混入生活垃圾，造成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近年来，随着废旧物资的价格走低，越来越多的小商小贩另谋出路，加上近几年电商发展带来包装物激增，本应进入废旧物资回收网络的废弃物涌入环卫部门负责的生活垃圾网，造成末端处理设施的超负荷运行。

　　“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有害成分不断增多，废旧物资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突出。”张农科说，与此同时，社会上提出的各种分类方式层出不穷，“乱花渐欲迷人眼”。从环卫人的角度看，张农科说，“搞分类切忌做‘盆景’，要找到能广泛推广的方式”。

　　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类？张农科介绍，国际上主要有3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简单分类模式，以填埋为主要处理方式；以德国、瑞典等欧盟国家为代表的有限分类模式，将垃圾分成5类至6类，对可生化组分和可燃组分进行生化和焚烧处理；以日本为代表的无限分类，将垃圾分成100多类，采取的模式是无限分类与焚烧处理。

　　“每个国家的垃圾分类模式都是由垃圾组分、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国情决定的。”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选择了源头“干湿分开”与末端工业化集中分选相结合的处理工艺对垃圾进行分类。

　　管理方式亟待改进

　　垃圾分类思路清晰，为何推进起来困难重重？从根本上说，是垃圾的概念出了错。

　　在国际上，垃圾是对所有城市固体废弃物的统称，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欧盟国家及日本的城市固废，均由一个部门进行管理，不存在废品回收的网络，而是由一个市场化主体进行收集和处理，由大型的环境综合服务商进行综合实施。

　　而在中国，垃圾特指生活垃圾，不包括废旧物资、电子垃圾、建筑垃圾、有害垃圾、医疗垃圾等。“生活垃圾仅占城市固废的一小部分。”张农科说，“我们把垃圾概念缩小化、固定化了”。而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垃圾概念实际上在扩大。近年来，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呈两位数增长。

　　在北京，每年除了产生800多万吨的生活垃圾，还有950万吨的建筑垃圾、500万吨的废旧物资、250万台套的电子废弃物、7万吨的地沟油、2万吨的废机油以及49种危险废弃物没有得到全量分类收集处理。其中，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监管；废旧物资归商务部门监管；电子垃圾归发改工信部门监管……环卫部门承担的垃圾收运网络被限制在很小的公共领域。

　　“但无论怎么分割，各类垃圾最终无外乎焚烧、填埋、生化3种终端处理方式。处理方式决定了前端分类方式。”他说，要提高垃圾处理效率，前端分类尤为重要。中国垃圾的一大特点是厨余垃圾含水量大、有机质多，直接填埋会污染水土，焚烧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因此，我国垃圾分类总体思路是把厨余垃圾（湿垃圾）分出来，进行生化处理，转化为肥料或沼气等可再生能源。

　　目前，我国的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已经按照干湿分类的处理模式建设，这就决定了前端分类只要把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即可。居民把废塑料等废旧物资分为一类，把以厨余垃圾为主的湿垃圾分为一类，把其他干燥的生活垃圾分为一类即可，由专业企业上门分类收集。其中，干垃圾进行工业化再分选，有价值的东西再利用，剩余部分焚烧处理。

　　“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垃圾分类问题，出台了很多文件，但法规体系还不健全。”张农科举例说，法律上垃圾概念界定不清、刚性不足，对造成垃圾分类“二次污染”等问题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由于法律和行业壁垒，没有打通分类投放与收集的通道，垃圾车进不了小区造成垃圾混装混运。“只要垃圾分类在两张网上进行，普遍垃圾分类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

　　分类模式亟待再造

　　要推行垃圾普遍分类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的垃圾分类经验，再造垃圾分类模式已刻不容缓。

　　张农科认为，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前提是生活垃圾收运网和废旧物资回收网“两网融合”。这样才能在前端，对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全口径管理；在中端，在一张固废物流网上分类转运；在末端，废旧物资和生活垃圾进入不同处理设施进行分类处理。从而有利于所有城市固废纳入一个体系内处理，防止垃圾体外循环造成“二次污染”。

　　在建立适合中国垃圾特点和适应末端处理模式的垃圾分类方式的同时，还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体系。在顶层设计、公共政策制定、宏观调控、激励机制以及公民教育上下功夫，让垃圾分类投放成为百姓自觉，同时剥离废旧物资的商品属性。提供准公共服务的环卫企业，要把服务节点从游离于前端之外的垃圾楼，前置到源头，把收运网络“织”进小区，解决垃圾分类“最前一公里”的问题。

　　无论纽约、伦敦、巴黎还是东京，都有一家专业化的环境综合服务商，负责垃圾的分类收运与处理。民众是垃圾分类体系的参与者，是实现垃圾分类模式再造的基础。“垃圾分类应由专业化的企业承担市场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这将更有效地实现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志愿者陈先生说。

　　值得关注的是，垃圾分类市场体系建设中应提高准入门槛，让有处理能力的企业进社区、机关、学校，实现“桶车直运”。为什么？以回收废弃冰箱为例，不具备污染物处理能力的收集者，在收运废旧冰箱后，很可能把冷凝剂随意倾倒；有处理能力的企业，才能实现真正分类、有效运行，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

　　张农科说，垃圾分类是个大产业。西方大城市选择单一运营商，是以规模化实现质量的可控、服务的可持续。“我们应该学习大纽约、大首尔经验，在城市集群中规划设施，在区域协同中搞大园区。积极培育绿色化产业，不断完善末端综合处理能力，以更好地支撑前端分类。”

　　他提出，还要构建与中国特色垃圾分类模式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垃圾分类模式再造，统一垃圾概念，把所有城市固废物的管理交由一个部门，改变目前“政出多门”的格局。这样才能落实垃圾分类的主体责任，理顺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统一的分类标准，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全国经验。

来源：中国经济网

张晋儒编辑